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这种思维定式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它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它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它们的关怀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生。
且以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孔子、庄子为例。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动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与教育，真正做到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并升华进入诗的境界，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
孔子如此，庄子又何必不然？庄子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他希冀着超越现实环境的绝对自由，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质享受这一点上则与儒家殊途同归。正是在这种潇洒、浪漫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庄子才能在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展翅翱翔。儒、道两家相反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学者或称之为艺术的或审美的人生观，我觉得不如称之为诗意的人生观更为确切。因为那种执着而又潇洒的生活态度，那种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悦感，那种对朴素单纯之美的领悟，那种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除了“诗”这个词以外简直无以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