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和视效想要表达和思考，电影就开始摆脱其原始的魔力及其奇观性带给观众的沉迷，从社会学和通俗文化的视野进入美学和独立精神的范畴。然而，这种试图以“特技”传达某种独特的哲理或诗性的做法，或以“视效”创建整体性的象征或隐喻体系的行为，往往就会僭越一般人群的认知水准，挑战普通观众的理解能力，并因票房失败而为项目本身带来不小的投资风险。遗憾的是，电影的历史及当前的状况，已经并仍在表明这一点。
但在大多数时候，好莱坞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可“正确”的好莱坞又总是遭遇电影内外与世界各地的各种解构和指责。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影评家波琳·凯尔（Pauline Kael，1919-2001）就严厉批评好莱坞生产的那些不断扩大规模、增强特效的大片，只为符合市场的逻辑而非攻克美学的难题，从而变得越来越没有思想、个性以及激情和想象力。这种来自学界和业界的深刻批评，几乎跟好莱坞的技术拓展及其获得的全球霸权如影随形。受到好莱坞强烈刺激和深刻影响的中国当代商业大片，更是因资本的狂欢、特效的泛滥与内容的空洞、情感的冷漠，虽然吸引了观众赢得了票房，但却患上了波琳·凯尔早就描述过的某种“精神分裂症”。
诚然，即便在好莱坞，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电影也总在思想之中；电影的技术和视效同样如此。尤其如何通过电影思考技术和视效，或者说，如何通过技术和视效思考电影，也一直是包括《异形》《黑客帝国》《哈利·波特》《蝙蝠侠》《奇异博士》与《复仇者联盟》等系列电影暨视效大片有意无意都会指向的问题；或者说，往往成为部分观众、电影批评家或哲学家愈益关注并重点阐发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电影及其内蕴的技术和视效，已经成为当代哲学思考存在、时间与空间以及真实、虚构与信仰等关键概念的重要基点。或许，正是因为思想者或哲学家的参与，好莱坞的系列电影暨视效大片不仅获得了丰厚的票房回报和再生能力，而且彻底洗去了附加于其上的，关于其罪恶、肤浅或无聊的各种诅咒。当思想者们在《钢铁侠》中面对“史塔克现实”，宣称永远无法打败，都会重新站起来阅读漫画、观看电影和思考哲学的时候，史塔克胜利了，现实也胜利了。也就是说，电影胜利了，哲学也胜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