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热情高涨的年代，欲望和奋斗都是坦然的
1984年，金宇澄结婚，设宴上海文史馆食堂，新娘子的喜服是亲戚从国外带回的红色开襟连衣裙，款式简洁，剪裁线条大气，温暖明亮的朱红色，喜气也洋气。28年后，昔日文艺青年金先生成了年轻作家们尊敬的“老金”，写成《繁花》。又过8年，为了同名电视剧拍摄，他拿出压箱底的结婚礼服。
时光倒流三十年，上海的凡夫俗子们个个撸着袖子加油干，相信“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梦想，那时的底色，真是一片热情高涨的红色。
1985年，靳羽西为了拍摄《改变中的中国》这档节目，第一次来到上海，当时她的身份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之后，上海举办首届国际电视节，“邀请几十个国家的电视人到这里，电视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上海这座城市敢想敢闯的精气神就此给她留下深刻印象。1993年，她在友人的鼓动下决定“去上海做生意”，丈夫听说她要做化妆品时，惊呆了：“那里没人用化妆品，你卖给谁啊！”而靳羽西气定神闲：“他们现在不用，不等于以后不用。”如她所预料的，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开放之路，总是越走越宽，经济腾飞带动了审美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
在南昌路长大的麦女士看着东方明珠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地造起，她在老卢湾的黄金地段开起饭店。她像《繁花》里的李李，八面玲珑，长袖善舞，有几个类似“宝总”的能照顾她生意的蓝颜，也能顶着烫了一半的头发到店里应付砸场混混。比起李李心底凄厉黑暗的秘密，现实中的麦女士活出烈火烹油的闹猛生气，拿得起放得下，在店里能紧盯油腻的后厨，卸掉老板娘的工作就出入锦江饭店买最华丽的衫，当年的“九江路精品一条街”落她眼里是“南方一麻袋一麻袋来的货色”，“顶多去复兴路菜场穿穿”。陈先生记得1980年代谈恋爱那会儿，因为烫卷毛、穿太子裤，他被调侃是“时髦小香港”。他的阿姨给他带回的名牌真丝领带，一根领带的价格抵一件皮夹克，他戴着大面积艳色的领带去希尔顿酒店喝咖啡，一杯咖啡要价50外汇券。如今他老了，翻出旧领带与儿子说风流往事，儿子却嘀咕：“太妖了。”
在那个物质和欲望的闸门乍开的年代，闹哄哄的一团，缤纷杂乱的色彩因为热腾腾的生活温度而不显俗气，“奋斗和放纵都是理直气壮的”。金宇澄把这些纷纷乱乱写进《繁花》，有阿宝与李李心意相通的一点温存，也有汪小姐和徐总在酒局中的油腻荒唐，作家不给出高高在上的价值高下判断或社会批判，他赋予这些断章以诗的意义：“人生是这样乱，这样无序，在城市生活中，在读者经验中，实在太多了，是我们每个人经历的真情实景，因此无意义就有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