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青年》内部曾有过拉帮结派的现象，但据鲁迅所知，李大钊“绝对的不是”。鲁迅对李大钊的道德文章，均十分推崇，现存的鲁迅藏书中，还保存着李大钊编的三期《政治生活》杂志。在这几本杂志中，有李大钊用“守常”“猎夫”等名发表的文章，其中一期刊载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曾被毛泽东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的学习材料。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多次提到他的文章是“听将令”的，为的是“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在李大钊所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鲁迅发表的小说《药》和四篇《随感录》，无疑是用文学的语言回应了“将令”。李大钊也曾高度评价当时鲁迅新发表的小说《长明灯》，说这篇小说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李大钊被害后，鲁迅不顾危难，为昔日的战友葬仪捐款，并为其遗作《守常全集》撰写了题记。在“题记”中，鲁迅深情地说：
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在《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与鲁迅交往较多，还是最早敦促鲁迅将小说结集出版的人。1920年9月，陈独秀在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后来，鲁迅提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谈道：“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