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的诗有哪些使人“喜欢”的地方呢？“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
沈从文虽然看出卞之琳的优长，但“这个集子在他还是试作，据说送给人看时还很羞怯，这羞怯处也就正是他有无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个地方走去的好处。他能保留那个态度，并且独自从那个方向做去，他的成就，决不至于到印一本书以后便完事的。”对于卞之琳的未来，沈从文给予很大期望：“朴素的诗将来的最好成就或者应当归给之琳的。”沈从文不仅眼光独到，表达也委婉曲折，用的也是能传达出丰富生活体验的画面感文字。
这篇高度评价卞之琳诗作的“附记”，卞之琳很快读到了：“不久在创作月刊上意外地发见了从文的一篇群鸦集附记，看了才知道自己的小册子名字也有了。”对于一个想从事写作的学生，这种鼓励的程度可想而知。当年11月，徐志摩也致信卞之琳。表示书（《群鸦集》）“迟至十一月总可出版”。可不久发生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人对中国，尤其上海的文化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卞之琳的这部诗集印制正在上海，所以“从此虽然还不时得到出版的消息，却始终只见到一次预告”。这部《群鸦集》遗憾胎死腹中。
波折《三秋草》
《群鸦集》最终虽未印出，可徐志摩和沈从文的欣赏，尤其是还不认识的沈从文写出文字指示优长，大大鼓舞了初学写诗的卞之琳。徐志摩逝世了，沈从文在他的心中，就“俨然”成了朋友。1933年春假，卞之琳先前翻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十首作品，被《新月》杂志收下，稿酬是几块银元。拿着它，卞之琳“小游”青岛，去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沈从文及也写诗并翻译的孙大雨。到青岛后，他就住在沈从文宿舍。谈诗论文间，他们一定感叹到《群鸦集》的不济命运。这一页揭过，卞之琳又谈到自己在1932年秋天时，新写了十多首与先前作品“风格稍异”的诗歌，想叫作《三秋草》。沈从文一听，二话没说，提笔就题写了“三秋草”几个字，并马上从抽屉里取出三十元钱来，交给卞之琳，让他快快将《三秋草》印出来。
开抽屉时，卞之琳看到里面有几张当票，知道沈从文自己还在典当东西过活，便坚持不接钱，可沈从文坚持让他拿上。卞之琳后来说：“我终于未能违命。”拿了钱，回北平出版了自己的处女诗集。
这本收有十八首诗作的《三秋草》，印制过程还略有周折。北平印刷厂的人看到这本书太薄，没多少利润，也就不大在乎。提起来，总说：“那本小书，那本小书……”作者卞之琳却偏偏要认真费事。他要用穿钉方式装订起来，要不裁边，即“毛边”，还要整齐……为买纸，他和友人罗大冈一起跑了很多家店铺，又要经济，还求实惠，可大都不理想。最后罗大冈想到了一种韧性较好的薄吸墨纸，一试之下，大为满意：“这种纸真妙，铅字印上去墨色像从里边长出来似的，特别平整……”“果然很合适，结果花钱不多，印出来的三百本小书却不十分寒伧。朋友们见到了都说印得很好……”这样，卞之琳就在自己大学毕业前夕，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为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奠下了一个极为有益的基础。
文人敬文人
因为是沈从文出资印出，《三秋草》的版权页上，卞之琳印上了“发行人：沈从文”的字样；书店，还是用了先前要出版《群鸦集》的新月书店，时间是1933年5月。那时印一本书的时间，还是蛮快的。此时虽然新月书店几乎支撑不下去了，可这批三百本书，还是交给了他们代售。由于印制早而少，如今要找到这册小书，已经很不容易了。
